何道峰：做公益需要有坚毅的心

何道峰，现任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既是身家过亿的成功商人，也是公益界最富“先锋”盛名的人物，十几年前他领导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去“行政化改革”，放弃行政级别、取消所有工作人员编制，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今天的中国公益界仍然无人复制;年过五十，他宗教、哲学书不离手，成为喜作终极思考的“哲人”。他说自己偶尔会“随心”地消失一段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让任何人找到;但面对众人他口才极佳，他所作的演讲，用最平实的语言揭露最本质的问题，每次发言，无不掌声迭起，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1980年代何道峰进入9号院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谈研究室起草了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农研室解散后，何道峰下海做房地产，带领一家公司上市。1999年在企业家们还不热衷于公益时，何道峰又接受了国务院扶贫办的邀请，接掌中国扶贫基金会，迅速完成去行政化改革，将一个官办机构民间化，筹款量从每年2000万元提升至过亿元。

谈“去行政化”：不改革我找不到自己的身份

问：中国扶贫基金会是最早放弃行政级别的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您认为政府和基金会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何道峰：政府就是裁判，基金会就是打球的球员，当然政府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裁判后边的董事会或者委员会，要定球场规则，裁判是出来判的，定规则的人在后头，基金会应该是场上的运动员，相互竞争，什么是赢?应该是输?有一个规则，媒体就是周围的观众。

问：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什么一定要进行“去行政化”改革?

何道峰：出于我个人的私心。当时作为一名企业家我来做这个机构，只有改革我自己才可能做，否则我找不到我的身份。

我自己心中有一些理念，如果同时作为一个企业家去做公益组织，法人代表只能做志愿者，那就只能去行政化，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不是这样，我是没法去做的。

我向中编办建议取消基金会所有工作人员的编制，这样一来，机构里的人谁干得不好，就可以让其走人，有合适的人也可以直接招进来，完全按照企业、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

去行政化之后，关于筹款方面只能去设计项目。项目设计得让人觉得这件事情靠谱，交给你放心，然后才会给你钱，那这马上就变成服务，而不是权力。从“大人物筹款”转变成“小人物筹款”，从泛扶贫的筹款转变成项目式的筹款。当时我进来的时候，扶贫基金会十几个人，现在我们大概八百多人。筹款金额也从以前的每年一两千万，增长到现在每年3亿元左右。

做公益最大的乐趣源于内心的那颗“种子”

问：您曾提到中国公益应该有企业家精神，在人们的印象中，企业家首先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和慈善的精神是否冲突?

何道峰：不冲突，大多数“财”都是企业家“散”的，不是别人散的，我可以举无数个例子。美国的慈善之父卡内基，他捐的财产数额占美国GDP的比重超过比尔-盖茨，几乎把一生的财富全部散尽，现在美国所有的学校和图书馆都是他捐建的，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企业家精神跟慈善精神没有丝毫的冲突。

做慈善需要有经营管理的精神，要引进在这一部分，基金会运营需要有效率，效率就有分子和分母，所谓分子分母就是，同样的钱帮助的人多那就是效率，同样的钱付出的费用少就是效力，如果同样的人创造出更多的公益捐赠，那就是效力。这些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精神本质就在竞争中寻求效率，企业家精神的还有创新，还有坚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做公益做慈善要有慈善心，但是只有慈善心是不够的，还得加上企业家精神用来经营管理，才可能真正把一个机构做得既是坚守了公益慈善，又让变得有效率。

问：做公益与做企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让您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

何道峰：不同的生命历程，可能在各个时代给你不同的人生故事，有的时候也许就被别人感动，那些种子会埋在你心里面，有的时候种子会发芽，所以你想去做一些事情，完全是顺从心里的呼唤、在响应心灵深处那棵久已埋进去的种子对你的呼唤，所以说我的乐趣就在于找到了那颗种子。

我的种子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很好玩，我觉得做公益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如果让我一直做一个企业家，我会觉得很无趣的。

献身公益需要有坚毅的心

人为什么来到世界?有前缘吗?有使命吗?人的生命中很多不确定，但是死亡是确定的，你准备好迎接那一刻的到来吗?这么重大的命题对每个人，不管是愿意不愿意，其实都不时在心目中回响。像我听得见死神召唤的人，我50 岁就能听到死神的召唤，我能感觉到跟死亡的距离，我更要叩问人生的真义。

做公益这一行要内修外行，对外要必须采取行动，只有行动才能证明你的价值。每个人都很忙，没有时间反观内心，当我们反观内心，会发现很多东西不是忙就有意义，有很多忙其实都是垃圾。为何不清除那些垃圾呢?进入公益要有柔软而果敢的心，没有柔软的心进不了公益。但是要献身公益需要有坚毅的心，改革本身就是违规的过程，你要做公益，本身也是违规的过程，如果你不准备好、不敢违规不要干这活。

但是你要发菩提心，如果你心中有菩提，心中有光明，你有何怕。有坚毅的心，我理解各位在创业初期，相当的不容易，很难，我一生都在创业，我创完这个业就创那个业。在我们行业中，多讨论一些技术，少谈主义，不要简单分类，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不是敌人，里面同样有朋友、同道，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不是敌人，那里面有你的同道。

不要简单分类，要推倒横在人心之间的高墙，找到“臭味相投”的人谋我们共同认为有价值的事。我们还要突围与磨炼。中国现在有很多困局，很多事情解决不了，王振耀、徐永光等在推动法律方面可以起作用，我是起不了作用，但是不等于说我没用。因为我还可以磨炼自己，磨炼本身是为了改变这个制度做准备，每个人做的事只要形成群体效应一定会影响这个社会。

我做小额信贷，做了17 年，从来就是“非法”的，没有执照。但是我只要把这个钱放给穷人收回来，让他自立，谁要抓我，OK，请，我今晚就去。我很渴望，我坚守了17 年还没有合法的执照，如果我要做到100 万，可能有人觉得，不给我这个执照就不是东西了，他自己要着急了。通过我们做终究会影响社会的改变。

整理自 凤凰网公益、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