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企业社会责任愈发重要而非过时

　　《中国慈善家》：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表现自己的社会责任，主动晒出自己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呈“井喷式”增长。但我们了解到，对于企业社会责 任这一观念，国际上也有不同看法，譬如，2015年2月，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主席 Peter Bakker 曾在一个研讨会上说，“企业社会责任完了”。 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孟睿思：我的想法恰恰相反，企业社会责任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今天的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与社会保持紧密的联系和互动，企业更关注在回馈社会的过程中获得成长和壮大，这是全球性趋势，无论中国企业还是国际公司。社会责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过去的6年中，我因为学术交流原因频繁来往于中美两国，对400多个企业家、NGO执行理事、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就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做了访谈，可以说对中美两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有一定了解。

　　从全球范围来看，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没有过时，反倒是愈发重要。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关照企业员 工和社区环境，如果不这样做，会给企业长远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使得美国企业越来越注重自己作为企业公民的责任，也更加具有社会责任 感。当然，应该看到，政府、NGO组织等对这个趋势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消费者和员工也愿意参与其中。很多调查表明，企业的员工，尤其年轻员工，找工作时 已经不仅仅把令人满意的薪水作为选择标准，他们更希望企业有着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公共口碑，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包含社会效益的，一旦找到这样的企业，天天 在这样的企业文化中受到熏陶，他们能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教学的过程中，我曾编写了48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慈善的教学案例，其中9例是中国企业。我刚开始在哈佛商学院教课的时候，商学 院只有4门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选修课，但5年之后呢？相关课程迅速增加到了11门。所以我认为，未来5年，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议题不 容置疑是商业领导人非常认可的重要话题。

　　《中国慈善家》：有的时候，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招来诸如“商业伎俩”的负面评价。你怎样看待这个现象？

　　孟睿思：外界怎么认为都不奇怪，但大多数企业不会把履行社会责任当成“商业伎俩”或“商业幌子”。做过那么多访谈和案例研究之后，我发现，优秀的企业 领导者有个共同之处，就是不仅关注商业盈利，还会关心企业如何回馈社会，他们个人都希望企业把社会责任做好，不会有欺骗大众的主观动机。

　　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思考。一方面，自上而下来看，政府层面希望本国企业能够更加融入全球市场，而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会成为它进入市 场最好的途径。譬如美国高盛集团的“巾帼圆梦”（10，000 Women）计划，为全世界万名女性提供专业的商业管理、运营和财务等培训，为她们能够经营成功的企业奠定基础和提供好的发展平台，当她们的企业逐渐步入 国际化后，也会慢慢带动全球经济市场的转变，从而实现社会责任计划的最初目标——全球化商业资本运营。

　　社会责任做得好的企业更容易被国际市场接受。企业的社会项目可以推动经济进步，这是项目开展地政府非常乐见其成的。政府也是社会项目的受益方，譬如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府，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很欢迎高盛集团，认为这是一家乐于回报社会的公司，而不只是一味在当地索取。

　　另一方面，由下至上来看，消费者和员工也越来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慈善。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企业对社会所表现出的关爱和责任，引发了更多 消费者、民众的关注和信任，这样，企业通过社会责任的履行有力地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和形象。再从民主社会的角度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非常有利于公众对企业 行为的监督。

　　《中国慈善家》：企业慈善和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孟睿思：现在，企业慈善通常被认为是企业社会责任策略的核心元素，是个更为广泛的议题。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全球，企业社会责任都是一个不过时的话题，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这一点都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分享价值这个部分，企业不仅收获 经济利益，还能提高员工忠诚度、留住客户、发现和开发新市场等。对企业来说，把这一点做好，不仅有利于商业方面，通过回馈社会，企业能得到的更多。

　　上个世纪70、80年代，在美国，人们谈起企业社会责任就等同于谈起企业慈善，企业慈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战略。那时候，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仅仅是捐 钱，没有更多进入项目，对社区的关注不多，捐助方向大多是企业家个人感兴趣的方面。一种比较负面的说法被用来形容那个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说企业慈善就是 “写支票”。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股东、企业家们对“钱如何被有效地花掉”更感兴趣。他们开始思考，了解，企业慈善不能只是“写支票”，要关心企业利益、社会效应，还要让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也受益。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怎样的推动作用？

　　孟睿思：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力，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认同都和企业家精神密切相连。

　　美国有个眼镜公司叫Warby Parker，我喜欢它的原因就是你说的企业家精神。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四个学生在校期间创建了这个公司，创建人之一曾在NGO工作过，做过很多 关于眼镜需求方面的研究。他们建立了引领性的独特商业模式——“买一捐一”，就是每卖出一副眼镜，便捐赠出一副眼镜给印度农村，使印度贫穷地区的弱视群体 也能戴上眼镜看书和学习。这种独特的公司文化和捐赠形式，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了很好的互动，使消费者清晰地知晓企业捐赠的去向，并且乐于参与到企业社会捐赠 的行为中。

　　通过这种方式，Warby Parker发展得很快，其中奥妙就在于，它不仅追求经济效益，也为社会做了好事。当消费者知道他们每消费一副眼镜，就帮助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需要眼镜的人获得更好的学习机会时，他们会更乐意消费这个公司的产品。

　　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企业家个人的情怀在里面，随着公益理念的传递，企业家精神逐步显现，有力地推动了企业帮助解决社会问题，这反过来又为企业 创造了很大优势，无论在商业成就还是发展规模上。刚开始Warby Parker创始人之一来到我的课堂跟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分享经验时，学生中只有几个人了解这个品牌，但四五年之后，当他再次来到我的课堂，班里四分之一的 人戴着Warby Parker的眼镜。这个改变很惊人吧？这家公司在取得辉煌商业成就的同时，其市场估值也迅猛超过10亿美金，成为极少数非科技类创业公司中的“独角 兽”。

　　《中国慈善家》：据你的观察，中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关注点有哪些区别？

　　孟睿思：从我的研究来看，中美企业领导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是让我对中国企业家印象深刻并感兴趣的地方。10多年来，我研究美 国的跨国企业，跟很多CEO交流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慈善的话题，发现他们通常想做些独特的事情，譬如之前提到的高盛“巾帼圆梦”计划，这个项目独特、 有趣，产生了很大影响力，人们一谈及这个项目就会想起高盛公司。在美国，其实有很多类似的项目。

　　美国企业家喜欢单独而独特地完成项目，来获得品牌效应和经济效益；中国企业家在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更倾向于企业间合作来解决问题。这个现象非常有意 思。比如老牛基金会牛根生、阿里巴巴马云、银泰集团沈国军等企业家成立四川西部自然保护基金会，助力四川、云南等地的生态改造，这其实是一次精英企业领导 者们的合作。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并不是说要做一个独特的项目，而是会考虑，针对中国的环境等社会问题，作为领导者要怎么合作来予以解决。

　　另一个显著不同是商业领袖们在给予的同时也发展他们的慈善有生力量，这使得他们在将来能得到指数级别的回报。例如银泰集团董事长沈国军先生在北京光华 管理学院设立的中国首个社会公益硕士项目，专业培养社会公益事业高级管理人才和社会企业家，从人力资源领域长远地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还有老牛基金会的慈 善千人计划，通过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来提升慈善和公益事业，为中国未来的和谐发展创造更多社会福利和社会价值。

　　《中国慈善家》：在美国，除了有营利企业、非营利企业，还有大家不太熟悉的B型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B型公司始于2006年，由B型实验室（B Lab）创立并主导，主要针对那些运用商业力量解决社会与环境问题的公司，认证标准比较苛刻。B型公司和社会企业有何不同？

　　孟睿思：B型公司正在成为一个全球化趋势，它兼顾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其实这是一种商业革命，由企业、企业家和员工共同促成企业文化，为社会提供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产品，他们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愿景。

　　很多人会混淆B型公司和社会企业，其实任何企业都可以说自己是社会企业，但是它没有一个资质的评定。而B型公司有苛刻的法律、财务和社会标准方面的界定和更加正式的认证机制，为了让公司能够符合社会与环境、企业社会责任等标准，享受税务优惠。

　　目前中国第一家B型公司是位于上海公益新天地园区的第一反应，它是中国首批认证的社会企业，从事赛事救援保障、城市马拉松保障和普及提升市民急救知识 技能。现在在北京，有一家叫奈思膳品（Nise Tech）的公司也在申请B型公司认证，它是一家经营智能烹饪设备及营养食材包的公司。我正在关注这家公司申请B型公司认证的过程，以后会写成一个教学案 例，用在MBA课程中来帮助更多公司获得这种认证。我打算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分析B型公司在中国遇到的挑战和解决方法。刚才提到的Warby Parker 就是B型公司之一。企业要达到永久持续经营，必须兼顾企业商业价值、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等多重目标。

　　（感谢康奈尔大学商学院博士李琦为本次采访提供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