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 何文
中国社会组织最近些年发展很快，目前总数已经超过八十万家，业务区域从最初只限于国内到逐渐走向国外，国外工作涉及的专业领域从最初的人道主义救援扩展到其它民生发展领域。
在发展过程中，不少社会组织都表现出了走出去开展国际发展援助工作的冲动与兴趣，有些社会组织已经在国外实质性地开展发展援助工作。针对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话题内容的各种讨论和交流越来越多，新闻媒体对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报道也越来越多。
从这些具体行动、讨论交流及新闻报道内容来看，人们对社会组织走出去表现出的态度与看法多种多样，这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组织走出去参与国际发展援助工作的理念和认识差异。
3月23日，乔治城大学非营利组织领导人能力提升研修项目校友会、凤凰网联合美国道·安基金会、美国华人民间组织公益基金会、美国铺路石基金会共同发起“中美NGO联合拯救生命行动”，用于支援美国东部地区一线医生和公共服务人员防疫工作。
当今世界，很多社会问题都日益呈现出全球性和国际性特点，国际社会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社会组织作为世界社会组织大家庭中的一员，在推动国际人道主义和社会发展事业的过程中应发挥自身的作用。
但是，针对最近几年有关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实践和各种论坛交流和媒体报道情况来看，为了有效地走出去参与国际发展援助及国际治理工作，无论是行动上还是认识上，中国社会组织都应该走出几个误区，否则，会给中国社会走出去带来巨大的困难和麻烦，甚至走向失败。
首先，走出企业工具论误区。
不少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有关专家学者或者媒体人员认为，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目的和作用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铺路，或者通过社会组织去国外当地社区开展各种发展援助工作，缓和中国企业与当地群众的矛盾和冲突。这样的论调，在不少论坛中都出现过，甚至，有些论坛直接打出类似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和中国企业国外发展挑战内容的主题。
其次，走出政府工具论误区。
这样的认识误区在当前也十分普遍，不少专家学者或者媒体人员，甚至社会组织领导人经常提到，诸如，“为了推动政府一带一路战略，中国社会组织应该走出去“”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为增强国家的软实力服务“等等，把中国社会组织当作政府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工具，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
再次，走出方法传授者论误区。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与普通中国公众一样，中国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在国际交流合作场合中越来越自信。的确，我国在最近几十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各行各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为全球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自身的发展，我们总结了不少宝贵经验和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时候自认为可以在很多领域，包括人道主义与社会发展领域做他国社会组织的老师，可以教导他国社会组织如何开展人道主义和社会发展工作。
最后，走出制度改造者论误区。
通过中国人民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我国目前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这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感觉，是不是要把改革他国的政策或者有关制度安排作为我们走出去的重要目的之一。
上述几个有关社会组织走出去的误区在我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归根揭底是人们对社会组织走出去的使命或者目标认识上存在根本性差异。
这其中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也有不少是因为受到西方欧美中心主义思想的非政府组织走出去开展国际发展援助的影响造成的，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一些社会组织热衷于在世界各地改造他国既有制度安排，推行美国的民主理念与方法及其美式文化。
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走出去时需要首先回答的根本问题，也是最近些年国际上，包括外国政府、非政府、外国的学术界和媒体以及普通民众都特别关注的问题，在他们关注的过程中，不排除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新闻媒体作出以己度人的判断，心怀叵测地过度解读和歪曲宣扬和报道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种种行动，给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甚至国家的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和挑战。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看，关于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使命或目标，我一直以来都坚持这样的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目的不是做企业和政府的工具，也不是新技术新方法的教师爷和制度的革新家，而是与世界上有需要的各国人民共同分享人类的爱与友谊，是爱与友谊的分享者。
这与中华民族乐善好施、友爱互助的历史传统以及当前国家在世界范围所倡导的建设人类民运共同体精神一致。
因此，在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从这样两个方面纠正和深化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并付诸于脚踏实地的行动。
首先，从主客体关系的认识调整到主体间关系的认识上来。
社会组织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然与外国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一个机构及其个体成员。人是具有丰富内涵和意义的存在，社会中的每个人或者人群之于其自己和周围环境各要素来讲都有其独特的生命价值。如果不转变这样的认识，势必会使我们在工作中，将与我们展开合作的国家、民族或是机构甚至社区普通群众的价值固化于主客体关系之中，让我们作出具有工具性和暴力性倾向的判断和行动。
就这一点，欧美发达国家在十五世纪进行殖民主义扩张和二十世纪推行的全球治理机制过程中，他们走出去的行动给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不少的问题和巨大挑战，甚至在不少国家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我们不能不吸取他们的教训。因此，要转变这样的认识模式，建立一种主体间关系认识模式，承认对方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具有独特的此在的目的和意义。这是实现走出去与世界各国人民分享人类的爱与友谊这个使命和目标的前提。
其次，从国内思维转变到国际思维的认识上来。
毋庸置疑，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探索和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和方法，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管理，即使是还处于发展的最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组织及民间慈善事业，我们也都有了比较多的值得借鉴的地方。在帮助社会组织处理在国内所遭遇的挑战和问题时，有些经验的确有着十分普遍的推广意义和价值。
从最近几年的观察来看，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过程中还没有抛弃国内思维模式，因而在走出去开展人道主义和发展工作的所在国，往往做出一些不太适合当地情况、贻笑大方事情来，这不但会造成资源浪费，不能解决当地群众的实际问题、满足其实际需求，甚至会在所在国社会上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给国际社会带去一种对中国社会组织甚至中国人都很不好的形象，久而久之，将会进一步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组织和中国的误解和偏见。这与社会组织走出去分享人类之爱与友谊的使命和目标背道而驰。
因此，社会组织走出去需要从国内思维转变到国际思维的认识上来。这可以有效克服我们在工作中照抄照搬国内方法和经验的教条主义，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结合国际发展合作的一些普遍性价值理念，根据所在国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与经济状况，包括地方群众的风俗、宗教信仰和生产生活习惯等，完善项目管理、沟通管理以及其他日常工作管理的过程和方法，提高社会组织走出去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在单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保守的“逆全球化”肆虐的时代，在瓦解和超越当今世界不利于全球共同发展的“无人在场“的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模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全人类和谐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组织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也负有不可推卸的时代使命与责任。
如何走出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误区?想起来很复杂，其实行动起来也非常简单。正如前几年，与一位我国驻外大使交流的过程中，大使对社会组织在所在国的工作建议一样：作为政府，我们对社会组织走出去开展工作没有什么要求，如果说有要求的话，那就是社会组织不用考虑别的，不要搞形式主义，只要真正深入到当地社区、深入到群众中去，根据当地群众的实际情况，和他们一起工作，共同解决他们关心的问题，发扬我们中国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踏踏实实地为当地群众做一点实事，以满足当地群众实际的生产生活需求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