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综合
据《南方日报》报道，深圳近日拟推出市容环境综合考核实施方案，方案首次将城市道路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纳入全市57个街道办的市容环境考核指标。而在脱胎于深圳市相关文件的罗湖区考核方案中，街头出现流浪乞讨、露宿人员将对辖区城管予以扣分(依街道重要程度不同，所扣分数不同)。
据《南方日报》报道，深圳近日拟推出市容环境综合考核实施方案，方案首次将城市道路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纳入全市57个街道办的市容环境考核指标。而在脱胎于深圳市相关文件的罗湖区考核方案中，街头出现流浪乞讨、露宿人员将对辖区城管予以扣分(依街道重要程度不同，所扣分数不同)。(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人与城市，关系之密切，越来越难以细细缕分出个究竟。但由此异化出来的最主要议题，貌似成了“哪些人，什么样的城市”等带有价值观判断的派生内容。深圳城管拟实施的考核评估方案，其用心当然在于求解城市管理的难题，但在现有管控思路未见更新的格局下，给出的方案难免继续过往的争议。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现行法律并无禁止流浪、乞讨的明文规定，于公民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是最核心的底线原则。乞讨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选择乞讨作为职业亦是需要充分予以尊重的公民权利。但在现实中，公民权利却往往遭遇“法无明文即禁止”的错位公权待遇。深圳城管新规有关流浪、乞讨的内容，使用诸如“救助”、“救助管理”、“劝离”等非强制措辞，内含无法强制拒绝(主要也是法无授权的缘故)乞讨者群体在城市的自由行动与居留。然而，将流浪、乞讨人员在不同街道出现的数量与城管日常工作评估挂钩，在柔性执法措施与硬性考核项目的撕扯中，却不可避免会产生难两全的纠结。
如何执行，哪一方最终不得不让步，会否因考核评估压力而让“管理”压倒“救助”、让“劝离”异化为“驱离”，显然需要格外警惕。至于决策先行之后的理由寻找，于此便更值得谨慎对待。诸如对乞讨者进行“有非法背景的乞讨”与“合法乞讨”的定性区别，却同时将对前者比例的模糊判断，演绎成指向乞讨者整体的政策制定依据。正如不能因贪腐见之于公权，便极端到要排斥世俗政府所有公职人员一样，亦不能因无法量化(甚至可能是不愿量化)的所谓“非法乞讨行为”，进而管控乞讨者整体。何况，“有非法背景的乞讨”本也超出了城管的职权范畴。
乞讨者之于城市，几或共生共存，现代城市实无理由进行政策性的族群歧视。具体细节上的执法矛盾之外，横亘着的是城市管理思路与价值观上的了无长进。城市为什么显得可爱？由观点角度展开，有“幸福源自参差百态”的宽容论者，也有对整齐划一的别样追求者。当决策判断跳脱观点争鸣阶段，当后者长时间成为城市主政者的内嵌价值观，将城市道路区分为主干道(严管路)，次干道(重要路段)和其他道路(控制路段)，并对应划定(甚至近似隔离)特定人群的活动范围，从贩夫走卒到流浪乞讨，暴露出的是狭隘城市管理的价值之陋。在此价值观之下，任何有损城市形象的人群均进行分类(甚至其他更激烈的应对)，都可能无益于城市本身的发展，更遑论包容与开放。(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城市管理思路的彻底改变，亟须多一分温情气质，这是一座城市对包括乞讨者在内的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必然要求，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服务”，进而在政府无法提供全部服务的情况下，放手民间力量介入对相关弱势群体的组织化关照，或许不那么快速见效，却定会让城市之美挣脱瓶颈、别有洞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