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民：被政府接手不是公益项目终极目标

 

　　人物名片

　　陈健民：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现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并出任该校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亦为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客席教授、北京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理事长。曾出任香港廉政公署社区研究小组委员、特首选举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府非全职顾问等。

　　陈健民教授是最早开始研究内地公益事业的香港学者之一，1996年起，他就将广东地区列为研究内地公益事业的重要样本。上周末，他与“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等公益人士来到南海丹灶，参加了为期两天的首届珠三角义工交流营。

　　社工人才缺口大？待遇太低

　　陈健民：首先，年轻人做公益，一开始收入都不会太高，但是薪水最少要保障他们能过日子。包括在香港也是如此，我大学毕业做社工，仅能满足基本生活。此外，这份工作的使命感和个人价值也配合起来，组织也要给年轻人空间，要给他们参与感、成就感。

　　但香港成熟的社工最高月薪可以达到3万元，专业社工的社会地位甚至比公务员还高，这也是吸引年轻人加入社工行业的原因之一。这得益于政府的支持，香港社会服务机构七成资源来自政府。但我并不赞同将社工纳入公务员系统，保持一点距离才有空间创新和监督政府。内地最重要的，是在实行政府资助外打开募捐的市场，容许更多资源流动进公益组织，提供好的前景，吸引年轻人投身这个行业。

　　政府购买服务？不够，还需稳定支持

　　陈健民：香港的大部分公益组织，是得到了政府稳定的支持，这种稳定的支持与购买服务不同。比如公益组织进到社区进行老人服务，通过投标，选择了某一家组织，政府每年评审它，如没有问题就每年给它资源。这样，公益组织会得到稳定的资源，它会形成和政府的“伙伴”关系；如果每年都要变动项目、签合约，公益组织会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是政府的“伙计”，要看政府的脸色，这种购买，是一种扭曲的购买。

　　中央政府给了2个亿给公益组织，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些钱有没有流到真正需要的地方。拨款的过程中要有技巧，例如香港的拨款，政府不去直接分配，由独立的委员会决定，委员会里包括学者、传媒、公益组织代表和社会贤达，而且面临媒体和社会的监督。

　　枢纽型社会组织？防止变成事业单位

　　陈健民：我看到，在广东地区最重要的几项进步：主要是简化登记、成立枢纽型组织支持社和培养社会组织、以及提供资源来购买服务。这些非常重要，我仅指出一些可能发生的误区。

　　说起枢纽型组织，香港也有类似的，如香港服务联会，也是政府提供经费。但重要的是，它仍然要站在民间的立场，来倡导好的政策、影响政府。在广东，我们要警惕的是，不要让枢纽型组织变成了单纯的监管机构，它们从政府机构中转型过来，如果带着老思路可能会变成“事业单位”。同时，也要防止由枢纽型组织直接或间接地承接政府服务项目，最终变成钱从左手出、右手入。

　　公益事业成功就是被政府接手？误区

　　陈健民：现在政府对公益领域非常认可和支持，这个是很令人兴奋的。但是政府和公益人都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被政府接手并不是公益项目发展的终极目标，公益事业在民间的发展还有更重要的使命。

　　公益事业不单单是要提供服务，它还要提高民间的参与、提倡更好的政策。如果单单看重它提供的服务，无法完成公益事业的使命。要在政府的支持以外，开拓民间的资源，培养民间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  

　　公益是什么？不只是做好事，也不只是捐钱

　　陈健民：我们对公益有一种传统的认识，就是公益就是做好事、学雷锋。其实不只是这样。我们更应当去树立一种观念，公益是一种生活习惯，是民间力量自我发育；而企业公益，也不仅是捐钱，而要担当起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我们去年的调研里，40%的人在过去的12个月做过义工，这个数据在内地是15%。而这个15%很多是从上而下动员的，但香港绝大部分是自发的，做义工成为很多香港人生活里的一部分。从活动内容上看，内地很多志愿者服务是一次性的参与服务；但在香港，义工是要全程参与规划的，并接受完善的培训。这样，公益不仅是市民的一次参与，还会成为市民的生活习惯。